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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新乐府的代表人物白居易的文学批评思想也离不开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
（《策林六十八》）白居易主张用诗歌来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批评政治弊端，认为教化就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
他呼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与元九书》），便是表明文学与国家的兴亡和政教的得失息息相关。
至宋元时期，大多数文人坚持之前已有的文学传统观念，皆重视文学的教化功用。
北宋中叶，苏舜钦和梅尧臣着力提倡文学的教育功用，认为文学的作用和价值在于“警时鼓众”
和“救失”
，他们针对当时的黑暗现实，重视诗歌的美刺讽谕功能，反对西昆体浮夸绮丽的诗歌风格。
宋代文学家苏轼疾呼“言必中当世之过。
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
（《凫绎先生诗集叙》），这与苏辙总结苏轼一生的文学特点“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一脉相承。
宋代的范仲淹坚持文学与政教不可分离：“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
（《唐异诗序》）
明清两代提倡文学经世致用的社会价值，认为文学应为政治伦理道德服务。
明朝诗人刘基强调无论是“美”
还是“刺”
，都须达到教化的效果：“夫诗何为而作哉？情发于中而形于言。
国风二雅列于六经，美刺风戒，莫不有禆于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验风俗，察治忽，以达穷而在下者之情。
词章云乎哉？”
（《照玄上人诗集序》）晚清的刘熙载在《艺概·词概》里指出词要表现出“忠诚孝子，义夫节妇”
这些世间极有情之人的思想情感，这其实是意图将文学作品贴上封建伦理纲常的道德标签。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文学教化论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心轴，无人能使它偏离出文学批评原有的轨道。
正如刘若愚所总结的：“从西元前二世纪儒学建立为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文学的实用概念实际上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基本上相信其他概念的批评家，很少胆敢公然拒绝接受它。”
[3]文学教化论将“诗言志”
“美刺讽谕说”
“文以明道”
“经世致用”
等作为其核心理论范畴，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和个体的伦理道德，充分体现了文学的批判精神，但这套包含着儒家道德规范、忠君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也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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