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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森的具体做法是认定“诗的功能在于指出符号和指称不能合一”
,也就是打破能指符号和所指意涵的稳固的、惯常的连接,使符号向自身折叠,以便突出语言本身。
他在著名的语言“六要素和六功能说”
中对此做了进一步注解:只有当语言交际侧重于信息或意义本身时,语言的诗性功能才能被凸显出来。
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
理论,更将“手段”
发挥到了极致。
他说:“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
[13]因此诗的语言必须是受到阻碍的、扭曲的、反常的语言。
美国新批评的几位主将则通过“意图谬误”
和“感受谬误”
将文本彻底封闭起来,并主张通过“封闭阅读”
(cl,一译“细读”
)来发现文本中的张力、悖论、反讽、复义、矛盾情感等结构要素,认为只有它们才能真正抵近诗歌的本质。
结构主义文论也是如此,只不过它把研究的侧重点转移到叙事作品上来,并把“意义单位”
扩展到更加宏观的文本构造、神话结构、社会形态乃至人的深层无意识罢了。
形式主义诸流派对“文学性”
的界定代表西方文论对文学理解的新高度。
如果说浪漫主义诗学意味着文学的自觉,那么形式主义则可以说是文论的自觉。
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对文本意义尤其确定意义愈演愈烈的苛求,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不满,这就导致了“后结构主义”
的出现。
后结构主义认为所谓“确定意义”
是语音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后者将语音视为直传主体经验的御用工具,而作为语音的媒介的文字不过是符号的符号、媒介的媒介,永远等而下之。
这种固定观念还造成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严重限制了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其领军人物雅克·德里达由是指出,必须要颠覆这种二元论的等级秩序,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对意义的垄断。
德里达号召建立起“原文字学”
,为文字正名并通过在延异、撒播、踪迹、删除下书写等概念工具将文本意义解释为似近实远、旋生旋灭、永远处在延宕过程中的语言游戏。
对于文学性,德里达明确指出:“没有任何文本实质上是属于文学的。
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学的内在物。”
[14]他认为文学性的发问方式预设了一种实体论的内在逻辑,而任何实体都有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深刻烙印,因此他要解构文学性,认为不存在真正的文学,文学和哲学之间本质上具有深刻的互文性关联,两者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德里达的激进观点同样引起了同行们的强烈质疑。
原典选读
一、亚里士多德论“摹仿”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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