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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通过句法而偏离了日常语言的常规造成的“突出”
，该诗句将做定语的名词第二格“derGlieder”
（四肢）前置于介词宾语“aille”
（紧张的寂静），在刻意符合前文诗句韵脚的同时又强调了环境的寂静。
第二种形式的“突出”
是量的变异，可以通过反复、排比等表现手法造成相似的语法结构或词汇组成来实现。
中国古代诗词中常出现这样的“突出”
形式，如汉乐府诗《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首诗的主要部分正是通过相似的句子反复出现，生动展示出鱼儿在茂密的荷叶下游弋嬉戏的场景。
文学语言是个性化的语言，表达的是个人的体验，并且通过个体对语言的特殊理解展示出来。
《文心雕龙》中论述道：“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在文学的描述中，个人的经验和情感占据了重要的主导作用，使得文学作品保留其独特性。
文学语言的个体性要求作家在表达时突出语言的特殊意蕴，强调作家作为个体对语言的特殊理解。
曹植认为：“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离言辨白，分毫析厘者。”
这就意味着作家的独特性除了在内容上需要通过个人的情感抒发表现出来，在形式上也需要依靠作家的个体性语言来建构，相同的文学主题或者相同的文学类型通过不同作家的语言创作却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感受。
如同样是以欧洲传说中的著名人物浮士德为蓝本而创作的文学作品，英国诗人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通过对浮士德大段充满戏剧性的内心独白的描写，塑造了一位不断进取、追求知识的学者；德国文学家歌德的《浮士德》采用诗剧的形式将语言诗意化，根据诗歌形式将句子分行并且押韵，通过大量运用隐喻等修辞手法诱发更多读者的想象，让读者脑海中浮士德的经历和形象丰富化；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将古老的传说故事放到了作家生活的年代，使用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语言创作出20世纪初在欧洲资本主义各种危机困扰下的艺术家形象。
文学语言的个体性还可以通过不同的修辞手法体现，作家使用的不同修辞手法会让读者领略到不同风格的文学语言，常见的修辞手法有比喻、象征、夸张、反讽、拟人等。
比喻是最常见的修辞手法，它通过喻体来说明本体，基本类型有明喻、隐喻和借喻。
美国著名文论家乔纳森·卡勒将比喻看作一种认知方式，他认为：“比喻把一种事物比作另一种事物（如称乔治是头驴或者把我的爱比作红红的玫瑰）。
如此说来，比喻便是认知的一种基本方式：我们通过把一种事物看作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
[10]中国古典诗词经常采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展示文人的不同个性，如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诗中用“山”
的雄伟坚固表达了诗人忧心天下寒士的情怀；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用春水的流动绵延表现了词人独自惆怅的情感。
象征和夸张也经常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
象征是以具体事物表现抽象概念或情感的一种修辞手法。
周敦颐就用“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的莲花来象征自己不同流合污的气节和情操；象征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在其代表作《恶之花》中更是大量运用象征手法，成为其文学语言的重要个性特征，在《信天翁》中，诗人还用本应在大海上飞翔却被水手抓住戏弄信天翁的形象象征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
夸张是运用想象刻意将事物的某些特征夸大。
夸张的手法常常通过数字夸大的形式来表现，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和“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这两句诗句都是通过“千山”
“万径”
和“百尺”
的数字夸大表现出诗歌的意境。
反讽也叫说反话，是文学创作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在修辞上指刻意用相反的话语来产生讽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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