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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进行构思？刘勰认为：“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首先要重在虚静、纯粹精神，用心中积累的学识与经验来进行对客观事物的全面思考，顺着思路去寻找好的辞令。
这一段话在“神与物游”
的主客观交融的基本方法论之上，具体讲了该怎样安排从物到思、从思到文的方法。
另外，构思应该在文辞之前，不可受到技术的束缚，“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
，一定要将规矩和有形的东西放在一边，让构思自由的运行。
最值得一提的是，既然主观参与到构思之中，那么作家各人禀异的才赋就值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刘勰认为“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
，他认为天赋和功力的区别，使得不同作家构思的方式和能力都不一样，并以司马相如、扬雄、桓谭、张衡、王充等人的构思风格之不同为例，来说明构思是很依赖于作家主观的性情才能的。
刘勰还认为积累也是非常关键的，“博而能一”
是构思是否能成功地转化为文字的重要原因，最后他总结道：“神用象通，情变所孕。
物以貌求，心以理应。
刻镂声律，萌芽比兴。
结虑司契，垂帷制胜。”
概括了物—思—文的流程和关系。
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在构思问题上，很注重从心理学方面来考虑问题。
韦勒克说：“任何对创作过程的现代研究方法，主要都是关注于无意识活动和意识活动所起的相对的作用……喜欢论述自己艺术的作家们自然总是谈论自己创作活动中那些有意识的、自觉运用某些技巧的部分，而无视那些‘外界各种因素给予的’、非自觉地进行的部分。
他们对自己自觉的创作经验感到荣幸，然而往往正是那些他们不愿谈论的部分反映或折射了他们的本质。”
[3]这意味着构思的确是一个“神与物游”
的过程，是一个主客观交融的过程。
但也许是为了突出艺术创作的特殊性与个体性，艺术家们往往喜欢强调自身主观的因素，重视“神”
的部分，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创作的客观部分，即“物”
的部分。
然而文学世界中绝不会有脱离一切的空想，也肯定不是对现实的简单速写或素描，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神与物游”
所概括的构思过程，是文学创作构思阶段的基本属性。
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国古代文论中非常重要的构思过程，在西方文学理论中有时候并不像形而上的文学本质论一样受到足够的重视。
“对创作过程本身发表过的意见，至今还是很少达到有助于构成文艺理论的概括性的程度”
[4]，由于中西方理论形态的差异，西方人更注重关注形而上的内容，所以文学本质论的问题更多地成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心，而文学创作过程则往往被看作是技巧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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