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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种标准也是有区别的，因为贯道是以文为先来显出道，载道是因道成文，于是唐代仍有古文家，而宋代却是有很多道学家了。
[9]
中国的文学艺术形式是紧紧地与“道”
结合在一起的。
文学艺术形式的一种重要体现是“文采”
。
孔子说“郁郁乎文哉”
（《论语·八佾》），这里的“文”
既是文字、文学的意思，又有德行、伦理的意思，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道与术是紧密联系的。
曹顺庆先生认为：“中国的文采论，从一开始就紧紧地与伦理道德连为一体。
在中国诗学家看来，文采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体现了形式美的规律，而在于它象征着人的伦理道德，象征着尊卑等级，象征着政治的兴衰治乱。”
他进一步指出老庄也辨析“文”
“道”
关系，只是道家的“道”
与儒家不同，是“无为而无不为之‘道’”
，是“归真返璞之‘德’”
。
中国的文道论对中国古代艺术和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10]
讲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理论，还必须要说到《文心雕龙》。
刘勰所处的时代，文学形式发达，赞之者认为其华丽，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在声律、修辞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否定的人又认为其创作太重藻饰，文风浮夸而讹滥。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汉末之后儒家正统思想式微，加之佛学思想的东渐，以及道家及其他思想的争鸣，所以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观对艺术的理解其实更接近于纯艺术本身。
关于艺术本身的属性问题，往往又被归之于“道”
。
《原道》篇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又说“人文之元，肇始太极”
，还有“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
可以看出，刘勰讲的“道”
更多是自然之道。
这些情况说明，在中国古代文论思想里，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对文学艺术的本质归之于“道”
。
更重要的是，不管归之于何种“道”
，至少说明一点，就是中国古代文论从来就没有把文学当作一个纯技术的东西。
不把文学当作简单的技艺，不代表就不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文心雕龙》创作论诸篇《神思》《体性》《风骨》《情采》《通变》，以及关于写作的技术问题的《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练字》等章节，都系统地讨论了文学的技术问题。
比如，《通变》一篇讲：“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
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
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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