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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因此，以上四种观点都不足以单独支撑起报告文学起源说，而是各有其相对性。
总体而言，第四种观点更接近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中国的实际发展轨迹。
再者，关于报告文学的文体特点也是讨论热点之一。
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政治性、新闻性、新颖性”
；也有学者在新时期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报告文学特点，将其归纳为“非启蒙、题材的日常生活化”
等。
[13]报告文学的特点应包涵报告和文学两个方面，偏离其一都不能被视为其文体特点。
第一，非虚构性。
这一点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自古有之，司马迁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在这方面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非虚构性主要是指作者在写作对象、内容题材的收集上，必须确保其真实性，而不是凭空捏造。
从“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写实性文体，真实性是其最基本的特性”
[14]，“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社会，他应当像社会的新闻记者一样的搜集他的材料”
[15]等言论中可以看出众研究者在这一点上的一致性。
但这并非要求报告文学完全排除适度想象的空间，“报告文学的想象是基于事实，符合事情发生的历史情境，合乎情理、事理的联想，必须符合真实性原则，即‘必须契合’‘势之必然’‘情之必然’‘理之必然’”
[16]。
第二，报告文学的批判性。
报告文学题材具有多样性，涉及教育、生态、经济、历史、法制、外交等众多方面，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夏衍的《包身工》，还是21世纪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等，都确保了其批判的广度，而其剖析问题现象的独特视角与间接性则保证了批判的深度，两者应当兼而有之，体现出较强的思辨性。
“它的本性是抗争，是批判。
它和一切丑恶的东西为仇，是有锋芒的文体。”
[17]《伐木者，醒来》《北京失去平衡》等便是报告文学批判性身体力行的佳作。
第三，文学性。
茅盾曾指出，好的报告需要具备小说所有艺术上的条件，这主要体现于作家在选材、视角、手法等方面的主体性。
“作家的非虚构写作中的‘真实’，不是照相式的机械的被动的真实，其间定有作家的主体性介入。
事实上，这种主体性贯穿于写作的全过程。”
[18]作家对真实材料的组织、叙述、提升及形象建构便是报告文学区别于一般报告之所在。
以上对报告文学特点的探讨中，“文学”
一词主要是从狭义上入手，即取文学作品之义。
也有学者从“文学”
的广义入手，将报告文学的特点概括为“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
[19]，不失为富有意义的尝试。
原典选读
一、宋俊华论中国古代剧本的分化
与剧本的发生发展相伴随的是剧本的分化，即剧本形态、功能的分离和变化，如口头剧本与书面剧本的分化、提纲本与全本的分化、场上本与案头本的分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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