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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与技术辩证法
如果我们仅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待艺术创作（生产）及其特征，无疑是不足的。
因为一讲到文学艺术的创作问题，我们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它涉及全人类所有的文学。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都有着具有各自特性的文学艺术，显然不能用一种绝对的、一刀切的方式去解读它们。
文学批评理论虽然是相对形而上的范畴，但也不能抹杀文学艺术的个体性和多样性。
我们一方面必须努力去归纳和总结人类整体文学的共同审美经验，另一方面也不能用一种绝对的文本化和概念化的方式去消解不同文明背景下文学艺术的巨大差异性。
那么作为一种西方的理论，艺术生产理论在非西方的文学艺术里是否有着同等的解释力，或者说是否能够在非西方的语境下得到呼应呢？这个问题必须用比较的方法去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形态万千，批评理论百家争鸣，就东方文明来说，中国、印度、日本、阿拉伯世界和东南亚诸国等广袤的东方世界里，对文学艺术的解读也是形态各异的，本小节以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命题为例，从这种比较的视角来对话艺术生产理论，以期获得全面的认识。
艺术生产理论是一个西学的概念，中国虽无这种概念和话语系统，但是并不代表中国文论传统是用完全不同的理念来看待文学艺术的。
其中，能与西学相对话的，当属文学艺术性和技术性的辩证范畴。
首先从批评方法来看，如上所说，中国古代文论中并无艺术生产的概念。
比之于西方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中国文论在话语表达上更重文字艺术本身，但实际上中国的文学批评从来都是和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所形成的主要关系，一方面是文学的关系，即文学的自觉，另一方面是思想的关系，即佐以批评的依据。
文学批评会连带学术思想，因此从中国的文学批评，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背景。
[8]其次从内容上来看，中国古代文论的很多讨论，都涉及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和文学创作的技术问题。
而这些探索所产生的思想，很多又体现在“文”
“质”
“道”
“艺”
等范畴关系上。
孔子在“尚文”
和“尚用”
之间善于调剂，一方面强调“诗”
的重要，另一方面这种强调又主要是从教化作用上来说。
比如，《论语》里的著名论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这种把文学艺术和思想教化紧密结合的方式，一直影响着中国后世的文学批评（当然影响后世批评的也不止儒家的一家之言）。
在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文学复古时期，隋朝王通在《中说·事君》里说“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
，又引孔子之说“学者，博诵云乎哉！
必也贯乎道”
，开启了论文重道的先声。
之后的复古运动提倡“文以贯道”
，北宋以后道学昌盛，又进一步发展到“文以载道”
。
究其原因，是从内质来批评文学比从外形来认识文学更困难，所以只能以古代圣贤的著作思想为标准。
唐人论文，以古昔圣贤的著作为标准；宋人论文，以古昔圣贤的思想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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